本报记者 毛艺融
为持续深化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，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根基，在连续七年成功举办七届活动的基础上，5月17日，由《证券日报》社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日报》社）发起并主办的第八届“5·15—5·19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周”公益活动深圳场顺利举办。
讼、示范判决机制可以相互结合，共同服务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、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根本目标。”建议。
我国面向中小投资者的证券纠纷化解机制，以普通代表人诉讼、特别代表人诉讼、示范判决、调解机制为主要方式。其中，特别代表人诉讼被誉为证券维权“核武器”，适用审慎。目前仅有康美药业、泽达易盛等5宗案件，另外，投服中心已经公开征集投资者授权委托，申请参加东方通案普通代表人诉讼并转换特别代表人诉讼；普通代表人诉讼定位为“常规武器”，本应常态化落地，却仅有少数法院适用，多数法院长期处于“休眠”状态；示范判决机制由地方法院探索形成，现已成为主流选择，但也暴露出诸多与投资者保护初衷相悖的问题。
现实困境：
维权效能有待提升
从制度设计来看，普通代表人诉讼分为人数确定和人数不确定两类，实践中具有价值的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，采取“明示加入、默示退出”模式，由法院发布权利登记公告，投资者主动登记后即可适用裁判结果，具备维权效率高、公平受偿、破解集体行动困境、威慑力强等显著优势。
面对证券侵权“小额多数”的特点，该制度能够大幅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，让投资者便捷“搭便车”，实现集约化审理、统一裁判尺度，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。然而新证券法实施六年多来，全国范围内人数不确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仅约20宗。
示范判决机制作为司法实践创新，以“先打样、后批量”为核心，选取典型案件先行审理，裁判结果对平行案件具有约束效力，搭配诉调对接实现批量化解，具备“短平快”、信息化要求低、市场预期明确、灵活易推广等优势，已成为当前法院处理群体性证券纠纷的首选方式。
认为，示范判决机制在运行中存在一些不足。其一，审理周期过长，示范案件一审、二审往往耗时3至5年乃至更久，严重拖累整体维权效率；其二，部分法院以等待示范判决生效为由拒不立案，变相限制投资者诉权，尽管最高法已明令禁止，但部分地方法院仍存在此类现象；其三，诉讼时效风险突出，民法典规定诉讼时效为3年，示范案件久拖不决，导致观望型投资者错失维权时机；其四，易被被告当作拖延战术，利用周期冗长、示范判决生效慢，减少诉讼时效内投资者赔偿数量，进而减少赔偿金额、缩小赔付范围。
破局与重构：
推动两种机制协同共生
表示，破解当前证券纠纷化解机制困境，核心思路是不做“二选一”的取舍，让普通代表人诉讼“用起来”，让示范判决“快起来”，共同服务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根本目标。
首要任务是切实激活普通代表人诉讼，推动常态化落地。建议，一是明确统一程序规则，简化前置审查、权利登记、代表人推选流程，消除操作极性；四是优化法院考核体系，对代表人诉讼设置单独考核指标，同时探索提级管辖、指定管辖。让这项制度真正成为中小投资者维权的“常规武器”。
其次要精准优化示范判决机制，守住公平与效率底线。提到，一是严控审理期限。二是坚持有案必立，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拒绝受理投资者起诉，切实保障投资者诉权；三是同步审理平行案件，不等待示范判决生效即推进后续案件审理，最大限度缩短维权周期、防范时效风险。
最后，普通代表人诉讼与示范判决机制可以互相补充、相互结合。介绍，北京金融法院“双轨双平台”的探索实践，以及证监会发布的全国首批“普通代表人诉讼+示范判决+批量调解”典型案例，值得推广借鉴。北京金融法院“双轨双平台”经验显示，代表人诉讼与示范判决完全可以“双轨”并行，也可以相互转换实现“转轨”，还可以将代表人诉讼案件确定为示范案件，实现代表人诉讼机制与示范判决机制的“并轨”。广东证监局典型案例显示，在化解群体性证券纠纷时，可以将普通代表人诉讼、示范判决与批量调解结合应用于同一系列案件中。
更深层次的改革，是推动两大机制协同配合，实现1+1>2的聚合效能。在看来，普通代表人诉讼与示范判决机制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，而是协同共生、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。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保护中小投资者、维护市场秩序。未来，应持续深化制度改革，补齐运行短板、强化协同衔接，凝聚监管、司法、市场、投资者多方合力，加快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化、高效率的证券纠纷解决体系，让法治成为资本市场最好的营商环境，让广大中小投资者共享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。
（编辑 孙倩）
